富贵名人相面这件事,从古至今就没断过人议论。翻开史书,凡是做成了大事业的人物,身边总少不了一位会看面相的先生。汉高祖刘邦当年还是个泗水亭长的时候,吕公一眼瞧见他,就把自家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,理由就是刘邦的面相贵不可言。后来刘邦果然当了皇帝,这段故事被司马迁原原本本记进了《史记》,成为相面史上最出名的案例之一。吕公看中的是刘邦的鼻梁高挺,额头饱满,据说这种面相在相书里叫做隆准而龙颜,是帝王的格局。当然也有人讲,吕公其实是看中了刘邦身上那股不怕事的劲头,面相不过是给这门婚事找个体面的说法罢了。这个看法有道理,古代的婚嫁讲究门当户对,吕公若光凭一张脸就把女儿嫁给一个小亭长,家里人第一个不答应,所以他必须搬出天命、贵相这类大词,把事情压下去。
唐太宗李世民小时候,有个书生自称会相面,见了他就对李渊说,这个孩子有龙凤之姿,天日之表,年将二十,必能济世安民。李渊听了这话,干脆给儿子取名叫世民。这段记载同样出自正史,真假难辨,但它透露出一个信息,就是古人在给大人物写传记的时候,都习惯补上一段相面的桥段,好像不这样写,人物的成功就缺了点什么。宋代的笔记小说里,这类故事更多。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,讲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游手好闲,有一天在寺庙里躲雨,老和尚端详他半天,说他耳垂厚大,眉骨高耸,是将相之材,还资助了他盘缠。赵匡胤发迹之后,重修了那座寺庙。老百姓爱听这种故事,因为它把人生的起落讲得有迹可循,一个落魄汉之所以能翻身,全因为他脸上早就写好了富贵两个字,这种叙事听着解气,也听着安心。
清朝的曾国藩在相面这件事上格外有名。他带兵打仗之余,专门过一套看人的办法,写成《冰鉴》一书传世。这本书把人分成神骨、刚柔、容貌、情态、须眉、声音、气色七个方面,一条一条地讲怎么从外表推断一个人的才具以及心性。曾国藩挑选将领、任用幕僚的时候,确实喜欢当面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。李鸿章给他推荐了三个人才,他散步回来,随口就说,左边那个可以做后勤,中间那个只能干些杂活,右边那个可以委以重任。李鸿章问缘故,曾国藩讲,左边那人低头走路,性格谨慎,管钱粮最合适;中间那人表面恭敬,可我一转身他就东张西望,心眼活络,不堪大用;右边那人在我面前站得笔直,目光沉稳,是可用之才。这段轶事真假参半,但符合曾国藩一贯的识人路数。他看人,重点不在五官长得多端正,而在精气神,一个人站在那里,肩膀是松是紧,眼神是定是飘,说话时手指是稳是抖,这些细节骗不了人,全是一个人长期心境以及习惯刻在外面的痕迹。
民国的上海滩,相面先生混得开的有两类,一类守着城隍庙摆摊,挣的是苦命人的钱,另一类出入公馆洋楼,专门伺候达官贵人。给名人看相,本事不在于背熟了多少口诀,而在于会听话,会看场面。杜月笙发迹之前,有人给他看过相,说他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,将来必成大器。杜月笙是水果摊学徒出身,长相谈不上什么贵气,可看相先生知道他是青红帮里往上爬的人物,话自然往好处说。话说回来,杜月笙这个人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,他出手大方,肯替人撑场面,脸上有麻子也不遮掩,还自称水果月笙,这份自知以及豁达,倒真有几分气象。相面先生后来的解释是,麻子主贵,这叫麻衣相法里的破格之相。同一个特征,穷人是晦气,富人是贵气,全看先生一张嘴怎么圆。
民国还有一位相士叫袁树珊,写过《中西相人探原》,给不少军政要人看过相。据说何应钦请他看过,他讲何应钦的运势,句句说得四平八稳,既讲前程远大,又叮嘱流年上须防口舌,进可攻退可守,两头都不落空。这种说话的本事才是相面行当的真功夫。北洋军阀吴佩孚也信这一套,他自己会算命排八字,还提拔过一个据说有帝王之相的属下,结果此人后来叛了他。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纸上被当成笑话登出来,讽刺迷信之误。可见相面这碗饭,看的是天机,吃的却是人情世故。
那么富贵名人相面这件事,到底有没有一点门道?把传统相术的迷信外壳剥掉,里面剩下的东西其实很朴素。一个人长期的生活状态,确实会写在脸上。常年操劳的人,眉间的纹路深;常年忧虑的人,嘴角习惯性下垂;吃得饱睡得好心境宽的人,面色自然红润,眼神自然安定。所谓富贵相,很大程度上是富贵生活养出来的结果,而不是富贵发迹的缘故,这个先后顺序,古代相书大多说反了。刘邦年轻时面相再好,他也在亭长的位置上蹉跎了半辈子,要是秦末天下不乱,他那张隆准龙颜的脸也就是一张普通老农的脸。相面先生把结果倒过来当原因讲,才显得未卜先知。

另外还有一层,就是被看的人自己信了,事情就真往那个方向走。心理学上把这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。一个年轻人被权威人物断言有贵气,他胆子就大,敢抓住机会,遇到挫折也扛得住,因为他觉得命里注定不是池中之物,不能自己先泄了气。同样一件事,信命的人跟不信命的人做起来,劲头完全不同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大人物爱听好面相,未必是真信,更多是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。雍正皇帝批阅奏折累到深夜,还要翻相书算算自己的运势,这不是迷信能解释完的,是一个被皇位压得喘不过气的人,给自己找的一点点心理支撑。
到了今天,相面这个行当换了个说法,叫识人术,叫微表情,叫面试技巧。公司高管培训课上讲,看一个人靠不靠谱,先看他的眼神稳不稳,握手的时候手心出不出汗,说话的时候敢不敢直视对方,这些内容跟《冰鉴》里的条目大同小异,只是把玄学的话翻译成了管理学的术语。曾国藩当年看那三个人才,看的也就是站姿、眼神、小动作,他不过把几十年的阅历压缩成了几条直觉,再借用相术的外壳讲出来罢了。今天的人力资源总监做结构化面试,本质上干的是同一件事,就是拿有限的外部信息去推断一个人的才具以及品性,只是推断的依据从气色换成了测评量表。
相面行当里还藏着一门真本事,就是察言观色,随机应变。一个相面先生坐在茶馆里,先把来人的衣着、口音、随从数一遍,心里就有了七八分底,开口先说一句您印堂发亮,最近必有一喜,来人若是眉开眼笑,他就往升官发财上引;来人若是眼神一黯,他马上改口,说喜中带阻,须防小人。两句话,进退全有了。这不是通天眼,这是几十年跟人打交道的经验。旧社会的相面先生,个个都是半个心理学家。他们最大的职业道德,是多说吉话,少断凶事,给穷人一点念想,给富人一点笃定,这一行能传几千年,靠的就是这份分寸。
富贵名人爱相面,还有个缘故不能明说,就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怕失去。穷人光脚不怕穿鞋的,富贵人坐在金山上,夜夜睡不安稳,怕的正是失去的这一天。所以越是有钱有名的人,越舍得在风水、面相、八字上花钱,请先生看过之后,心里踏实,觉也睡得香。香港有几家地产大佬,动土奠基要选日子,办公室朝向要请人定,这不是他们读书少,是他们肩上的担子重,任何能减轻焦虑的钱,他们都愿意花。相面先生卖的那张嘴,本质上卖的是一颗定心丸,而定心丸这门生意,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客人。
再往深一层看,古人信面相,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解释命运的参差。同样种地,有人五谷丰登,有人颗粒无收;同样读书,有人金榜题名,有人潦倒终生。科学不发达的年代,人们只能拿天命、面相来填这个解释的空缺,脸上有没有富贵之气,就成了那个时代关于人生际遇的一套说法。今天我们知道,人的际遇取决于出身、机遇、性格、时代大势,还有不小的偶然成分,这套解释比面相之说精确得多,可它依然解释不了全部,一个人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间点遇到那个人,赶上那趟车,躲过那场祸,科学也只能摊手。所以相面在今天还有市场,它的根子不在迷信,在于人对不确定的明天天然地想要一个答案,哪怕这个答案不值钱,有总比没有强。
近代名人里,不信这一套的也有。胡适写过文章,把算命相面批得体无完肤,他自己一辈子不拜神不求签。可有意思的是,他的母亲当年是请人合过八字才嫁进胡家的,他本人能出国留学,家里也是先请先生算过运程才放行的。信与不信,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,从来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,而是一种掺和着习惯、情感以及功利心的实用态度,大事上宁可多信三分,图个心安,平日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
刘邦的吕后,武则天的袁天罡,朱元璋的刘伯温,这些名字被绑在一起讲了上千年,讲的其实不是面相的灵验,讲的是人对命运的敬畏以及对翻身的渴望。今天再看这些故事,把它们当史料读,能读出时代的观念;当故事读,能读出人心的门道。街边要是再遇见拉着你说印堂发亮必有好事的先生,笑着听两句,摸出十块钱,听完各走各路,这大概是相面这门古老手艺在当下最合宜的相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