庚辰年,春风又绿北京城,吾辈玄学界同仁,常有缘聚首,论古今奇人异事,尤以三国卧龙诸葛孔明为甚、今日,便有缘主问及一事:“诸葛亮,究竟是否曾精研时辰凶吉,并以此运筹帷幄?”此问,看似寻常,实则直抵中国传统智慧之核心,非三言两语可解、欲明此理,吾辈须溯其源流,辨其真伪,方能窥得其间玄机。
谈及诸葛亮,世人莫不称颂其智近乎妖,谋略盖世,然其究竟如何“算”得先机,洞察天道,便成了千古之谜、史料记载,如《三国志》所载,孔明为相,躬耕于南阳,后出山辅佐刘备,开创蜀汉基业,其功绩多在军事、政治、行政管理层面、而《三国演义》则将其神化,赋予了呼风唤雨、预知未来的神通、我们今日探讨“时辰凶吉”,需在这史实与演义之间,寻觅那条隐秘的路径。
中华文明,自伏羲画八卦始,便对天地运行、时空变幻抱有深邃的探索、上古先贤,观日月星辰之轨迹,察四时阴阳之消长,逐渐形成了以《易经》为宗,旁及天文、历法、术数等一整套庞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、“时辰”二字,非独指计时单位,它承载着特定时间点所蕴含的宇宙能量、气场流转、古人认为,万物皆有时,时有吉凶,顺应天时则事半功倍,逆天而行则阻碍重重、这便是“择日、择时”的根本要义,也是“时辰凶吉”观念的源头。
在诸葛亮所处的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,各类术数、玄学之风盛行、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,无不相信天意、命数,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窥探未来,趋吉避凶、其中,最为深奥且与军事谋略结合紧密的,莫过于“奇门遁甲”、“太乙神数”、“大六壬”这三大秘术,合称“三式”、这些学问,并非市井流传的粗浅迷信,而是基于天干地支、五行八卦、九宫八门等复杂体系,结合天文地理,推演时空能量场变化的精密工具。
试想,一位能“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”的奇才,其智慧绝非仅限于兵法韬略、他若想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怎能不将“天时”考量在内?天时,不仅仅是天气,更深层次地,是指天地气运流转的有利时机、而这有利时机,正是通过“时辰凶吉”的推算来把握的。
我们不妨以《三国演义》中最为经典的“借东风”一役为例、周瑜欲火攻曹操,万事俱备,只欠东南风、诸葛亮却言:“亮虽不才,曾学得夺天地造化之术,今夜丙子时,必有东南风大作、”此言一出,惊煞众人、后来果然风起,火烧赤壁,奠定三国鼎立之势、演义将其归于神仙法术,可若从玄学角度审视,这“丙子时”绝非信口开河、丙子时,五行属火,与东南方位相合,且“丙”为火之阳,主生发、在特定的节气、特定的天象配合下,通过“奇门遁甲”等术数,完全可以推算出某个时辰风向转变的概率与强度、这并非召唤,而是对自然规律极致的洞察与把握,并精确到特定“时辰”。
更进一步说,奇门遁甲中的“八门”——开门、休门、生门、伤门、杜门、景门、死门、惊门,对应着不同的吉凶寓意,以及适合进行的军事行动、例如,开门、休门、生门为吉门,利于开创、休养生息、生机勃勃;死门、惊门、伤门则为凶门,分别对应死亡、惊恐、损伤、将领排兵布阵,选择出征、进攻的时辰,若能配合奇门遁甲盘中吉门的方位和时序,则往往能事半功倍,减少损失、诸葛亮若能深谙此道,其排兵布阵,进退攻守,绝不仅仅是兵力部署,更是在寻求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完美结合,而“天时”的具现,便是“时辰”所携带的能量。
再观其“空城计”、司马懿大军压境,诸葛亮却故作镇定,大开城门,悠然弹琴、此举看似冒险,实则洞悉司马懿多疑谨慎的性格,以及当时情势下司马懿对诸葛亮“生平谨慎,不曾弄险”的认知、仅仅是心理战吗?选择在何时、何地摆出空城,让司马懿何时抵达,何时观看,何时疑虑,这“时辰”的选择,其背后是否也有对局势气运流转的精准判断?若彼时天象不利,或司马懿心神不宁,亦或有其他变数,这“空城计”恐难奏效、这当中,或许蕴含着诸葛亮对“时辰”所带来“气场”的敏锐感知、他可能并未严格依照某家某派的公式推算,而是将这套天时地利的学问,融会贯通于他的直觉与智慧之中。

至于“八阵图”的传说,更是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《易经》八卦紧密相连、八阵图并非简单的堆石砌阵,它是一种模拟天地八卦方位,结合奇门遁甲原理,能困住敌军的复合式阵法、其精妙之处,在于利用时辰、方位、天气等多种因素,制造出迷宫般的效果,让入阵者迷失方向,难以脱困、这其中,对时辰、方位的把握,便是决定阵法能否发挥最大效能的关键。
有人或会质疑,史书并未明确记载诸葛亮曾研习或施用奇门遁甲、太乙神数、此言非虚、但需知,古时玄学秘术,往往师徒相传,口耳相授,甚少著书立说,更何况是军国重器,岂能轻易载于史册?况且,即便是《三国志》这样的正史,也往往侧重于政治、军事大局,对于个人私下的学问研究,尤其是不易言说的“方术”领域,笔墨较少、反观《三国演义》之所以将诸葛亮描绘得如此神异,恰恰反映了民间对诸葛亮智慧的一种极致想象,而这种想象,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“能人异士”的认知——即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,能通晓天地运行之机,预测吉凶——是高度契合的。
那么,诸葛亮究竟是如何掌握这些“时辰凶吉”的奥秘呢?我认为,这并非简单的迷信,而是基于对天地大道的深刻理解、古人讲“天人合一”,万物生长、衰败,皆循自然之道、日月星辰,风霜雨雪,甚至人的情绪起伏,都与特定的时辰、节气、方位息息相关、诸葛亮身为一代宗师,其所学所思,必然广博深邃、他不仅精通兵法、农事、治理,更可能是深谙天文地理、阴阳五行之理。
他或许并未如同专业术士一般,时时摆盘起局,细算某个时辰的吉凶、但他可以将这些复杂理论内化于心,形成一种高度敏锐的直觉和判断力、当他观察到某种天气现象、地形特征,结合当前的政治军事局势,他能迅速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“气运场”,从而判断出某个时辰是“宜动”还是“宜静”,是“宜攻”还是“宜守”、这便是所谓的“胸有乾坤”,将宇宙运行规律了然于心,再付诸实践。
这与我们今日风水生肖的道理异曲同工、我们今日勘察宅邸、规划人生,亦讲究“择日择时”,便是为了把握特定时空下的有利能量、不同的时辰,气场流转不同,对人的影响也不同、一个出生在特定时辰的人,其生辰八字便携带了那一刻的宇宙信息,影响其一生命运、同样,选择一个好的时辰进行重要的决策或行动,可以事半功倍、诸葛亮作为一位大战略家,其思考的层面远超常人,将“时辰凶吉”纳入考量,是其智慧的必然体现,而非偶然之举。
从现代角度看,诸葛亮“算时辰凶吉”的举动,可以被理解为他高度集成的系统思维能力、他能够综合各种信息:天文、地理、人文、军事、心理,然后通过某种我们现在看来神秘,但在他那个时代被视为高深学问的方法,来预测未来的走势,并选择最佳的行动时机、这“最佳行动时机”,便是他所“算”出的“吉时”。
他不仅仅是懂得利用“时辰”本身的吉凶,更懂得如何“造时”、比如在赤壁之战中,他利用对天气变化的精确预测,选择在丙子时借得东风,这本身就是对“时辰”的极致运用,将一个原本不利的“时辰”转化为自己的“吉时”、这不是被动地等待,而是主动地创造有利条件。
中国文化中强调“顺势而为”、“因势利导”、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位顺势而为的大师、他深知天道循环,运势流转,有盛有衰,有吉有凶、在军事上,当运势不利时,他会选择保守,甚至退避;当运势到来时,他会果断出击,一举成功、这种对“势”的把握,正是在对“时辰”所蕴含的“气”的感应。
回答“诸葛亮算时辰凶吉吗”这个问题,答案是肯定的、但此“算”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,只是简单地翻翻黄历,看个宜忌、它是一种基于深厚玄学功底、结合天文地理、人文社情,以及极致个人智慧的综合判断、他将这套古老的智慧,融入其军事、政治、人生哲学之中,成就了其“智慧化身”的千古美名、他所“算”的,是天地大道的运行规律,是宇宙能量的流转变化,是万事万物在特定时辰下的趋向、这种“算”,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,一种对天时地利的深刻洞察,而非单纯的迷信、这正是诸葛亮高明之处,也是我们今人研究学习传统文化时,需细细品味、深思体悟的、我们作为后世的玄学研习者,当秉持严谨态度,拨开历史迷雾,方能领悟先贤智慧的真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