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问中国古代风水之源流,其深邃莫测,犹如大江大河,发端于混沌初开,蜿蜒至今,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生命与文明、它非一朝一夕之物,更非一人一派之学,而是华夏先民历经万载,对天地自然、生老病死、兴衰成败的深刻体悟与智慧结晶。
风水之学,其最初的萌芽,可以追溯到远古蛮荒时期、彼时,人类居无定所,茹毛饮血,生存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、先民们逐渐发现,某些地点风和日丽,物产丰饶,居住其中身体康健,部落繁盛;而另一些地方则阴森潮湿,灾祸连连,族群衰败、这种朴素的观察,便是风水学的滥觞、他们发现,高山能够遮挡寒风,低洼之处容易积水;向阳的山坡温暖舒适,背阴的山谷阴冷潮湿;河流带来水源和便利,但洪水亦能吞噬一切、这种对“风”与“水”的直接感受与生存经验,奠定了风水学最原始的基石、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“藏风聚气”的居所,寻找背山面水、阳光充足、避免水患之地、这便是原始风水的“峦头”观念,即对山川、河流、地形等外部自然环境的直观把握。
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,从穴居走向定居,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文明,对土地的依赖与日俱增、选择农田,开凿水利,建造房屋,无一不需审慎考察地势、古人观察到,在气候宜人、土壤肥沃之地,作物生长茂盛,收成丰足;反之,则歉收饥荒、他们也观察到,日出日落,月圆月缺,四季更迭,星辰运转,这些天象与地上万物的生长规律、人类的吉凶祸福有着微妙的关联、于是,“观天象,察地势”成为先民生存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、这时期,风水学开始与原始的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气象学以及朴素的哲学思想相结合、比如,对北极星的崇拜,对太阳崇拜,对山川河神的敬畏,都促成了早期风水观念的形成、那些能够解读天象、洞察地脉的智者,成为部落中受人尊敬的巫师或祭司,他们便是最早的风水师雏形。
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,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诞生,为风水学提供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支撑、阴阳观念,作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础,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构成,它们相互对立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、山为阳,水为阴;高为阳,低为阴;动为阳,静为阴;明为阳,暗为阴、风水学便是通过调节居所或墓地中的阴阳平衡,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、例如,背山面水的格局,便是取山之稳固厚重为“靠山”,得水之灵动滋养为“明堂”,形成完美的阴阳交泰之势,以期人丁兴旺,财源广进。
而五行学说,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基本物质及其相互生克制化的关系,更是将风水学的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高度、五行对应着方位、季节、颜色、人体脏腑,乃至家族成员等诸多范畴、在风水布局中,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,调整建筑材料、色彩、植物摆放,以期达到五行流通、气场和顺的目的、例如,东方属木,宜栽种树木,象征生发;南方属火,宜见光明,象征热情、如果宅子某处五行失衡,便可通过引入相应元素进行化解或增益、这种将抽象哲学具象化应用于环境规划的思维,正是风水学独具的魅力。
《易经》的出现,更是将风水学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、《易经》以八卦(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)象征天地万物与自然现象,并通过六十四卦的变化,揭示宇宙运行的规律、风水学中的“理气”派,其理论根基便深受《易经》影响、洛书、河图等神秘图式,以及九宫飞星、八宅明镜等推演法,无不源自《易经》的卦象、方位与数理、通过对这些数理模型的运用,风水师能够更精确地判断某个方位或时辰的吉凶,指导人们选择最佳的居住或安葬之地、这使得风水学从简单的经验观察,升华为一套复杂的、包含数理逻辑的系统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具体的历史人物对风水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、相传伏羲画八卦,大禹治水丈量九州,这些都带有早期地理堪舆的色彩、周朝的《周礼》中记载了“司徒”之职,其职责包括“掌建邦国,辨其土,作其图,制其田里,奠其都邑”、这表明在奴隶社会时期,国家层面对土地规划和都城选址已有专业要求,与风水选址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,方士、阴阳家、星相家的活跃,使得风水理论逐渐丰富并走向成熟、管辂、郭璞等先贤,是风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、管辂以精通占卜、相墓闻名,其事迹多见于史籍、而东晋时期的郭璞,则被后世尊为“风水祖师”、他所著的《葬经》(又称《葬书》),是风水理论的集大成之作,系统阐述了“乘生气”、“藏风聚气”等核心概念、《葬经》开宗明义:“葬者,乘生气也、气乘风则散,界水则止、古人聚之使不散,行之使有止,故谓之风水、”这句话精辟地揭示了风水的本质,即通过合理的布局,使生气(宇宙中蕴含的生命能量)得以凝聚而不散失,从而滋养生灵,荫福后代、郭璞的理论,将山川形势与气脉走向紧密结合,奠定了后世峦头派与理气派的基础,使风水学从散乱的经验上升为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。
进入唐宋时期,风水学发展进入鼎盛、杨筠松、曾文辿、赖布衣等一大批风水大师涌现,他们将风水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、杨筠松(世称“杨公”)是江西赣州人,他将郭璞的理论发扬光大,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,创立了三合派风水,强调龙脉、穴位、砂水等峦头要素、他的著作如《撼龙经》、《疑龙经》、《青囊奥语》等,成为后世风水师的必读经典、杨公的贡献在于,他将抽象的“气”具象化为山川的“龙脉”,使风水理论更具操作性,也更符合中国山水画般的审美情趣、他强调“寻龙点穴”,认为山川的走向如同龙的脉络,其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“生气”,找到“龙穴”便能吸纳天地之精华。
明清时期,风水学进一步普及,无论是帝王宫殿、陵寝,还是寻常百姓的居所,甚至城市规划,都渗透着风水思想、紫禁城的宏伟布局,十三陵的选址,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、顺应自然的风水理念、罗盘作为风水师的重要工具,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应用和完善、罗盘上集成了阴阳、五行、八卦、天干地支、二十四山、六十四卦等诸多元素,成为风水师分析地气、确定方位的利器、它的出现,使得风水勘测更为精准和系统。
风水学不仅在实践层面深入人心,在文化层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、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居住观念、审美情趣,甚至影响了中国画、园林艺术的创作、中国园林讲究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,追求曲径通幽、小桥流水、假山叠石的布局,正是风水“藏风聚气”、“引气入室”的巧妙运用。
溯其源头,风水是中华民族对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反思、它并非迷信,而是一种建立在长期观察、哲学思辨与经验之上的环境科学与哲学、它从原始的生存本能出发,吸收了阴阳五行、周易哲学的智慧,经由无数先贤的实践与理论升华,最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、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问、它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,与我们的血液和文化记忆融为一体、理解风水的起源,便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看待世界、经营生活的方式。